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收入和拥有资产的差距越拉越大 [9]。
一种理解将是否超越偏差值作为判断合法与否的分界线。[50]前引[13]，李凡主编书，第110页以下。
对于城市选民而言，其选举权的行使在单位选区中受到诸多的限制，有时往往流于形式，失去意义。这是我国立法首次对大体相等标准作出明确的界定。另一方面，票值如何计算的问题，尚没有确切的回答，如偏差值如何设定、有何意义等问题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15]在1953年选举法中，我国的选区曾仅按居住状况划分，[16]但这种划分方式仅仅维持了两三年。第14条和第16条分别规定，地方各级和全国人大的代表名额，要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
[2]所谓的复数投票制，最早使用于教区选举和济贫法监护人选举，它使部分人在不同选区拥有多次投票机会。一人一票原则虽然在当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已初露端倪。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时代，城镇居民通常有工作单位，而农村居民以务农为主，在城镇和农村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不会发生大量的重复或遗漏，由此所形成的两个较为封闭的体系，又使一人一票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相对实现。
2010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改后，个别省份已经开始探索大体相等的具体偏差值。[28]为此，各地不得不对一人一票原则的大体相等要求作出变通处理，规定上述单位选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多于当地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规定所采用的表述有可以适当多于或应多于、可多于、原则上可多于、一般应多于等，个别地方规定二至三倍。[40]前引[20]，谢蒲定文，第38页。[49]相比而言，选区划分环节则更多地侧重于公民的选举权问题，要求体现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
四、一人一票原则的实践价值 一人一票是一项富于实践性的法律原则，它为选区划分工作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指引，意味着一整套看起来有些繁琐和苛刻的适用规则。因为人口结构不仅复杂（如外来人口等其他因素的存在）而且多变（因人口流动而不断变化），局部的不平等可能来不及得到解决，就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2]在与复数投票制的斗争中，平等理念得到了进一步阐释，确定了选区划分时人口数的统计方式：每个选民只能被计算一次，禁止重复投票和多次投票。[26]当该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对州内的选区划分事务进行干预，提出一人一票原则。[14]Burns v.Richardson，384 U.S.73（1966）. [15]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苏维埃政权时期，以生产单位划分选区的方式便已确立。[46]另一种解释则将偏差值看作举证责任移转的标志。
这种做法如今在各国的选举实践中已广为接受。究其根源，既按居住状况又按生产、事业和工作单位划分选区的混合选区制是造成城镇选区出现人口数或选民数‘畸多畸少的根本原因。在不少人眼中，这类问题之所以在西方变得重要，或许完全是西方政治家勾心斗角的结果。[3]参见杨百揆编：《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第319页。
加拿大的民主根植于不同于美国的历史，……建国者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背离英国的民主政治传统。由一人一票原则所确立的适用规则，通过严格规定大大压缩了恣意划分选区的作用空间，即使存在恣意和不公，也变得容易被发现和制止。
[8]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参见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如果达到两倍以上，那么就会使部分选民在一次选举中享有两个以上的投票权，违反选举法第４条的规定。
如果无法达到完全的平等，那么不管差距多么小，州都必须对此提供正当理由。只有取消单位选区，一律按总人口数统计，才是打破利益壁垒的关键。但是，这种解决方案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为例，在2012年1月的区人大代表选区划分中，该镇共有人口数49263人，应选代表名额为19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平均人口数是2611人。三是保障各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体现民族平等。在我国选举法律法规关于选区划分的规定中，都有一人一票的明确要求，较少包含照顾性规定。
大多数省份之所以未规定偏差值，原因或许在于，在选区划分的具体实践中，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现实情况，尤其是选举法律法规中业已确立的针对各种具体情况所要求的照顾，如民族、性别、地域等，如果事先确立一个偏差值，实践中恐无法真正落实。这些无选民的选区自然成为大贵族和大商人的囊中物，因此被称为口袋选区或腐败选区。
[33]在1973年的怀特诉韦泽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重申了这一标准：只能允许极其有限的人口差距，这种差距必须是在追求绝对平等时已经尽到最大善意努力后仍不可避免的。[13]以2003年11月的湖北省潜江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为例，该市总人口数101万，应选代表324人，平均3156人分配一名代表，但实践中，江汉油田的周矶选区总人口数为11130人，分配应选代表名额1名。
韦斯伯利判决所采用的解释，改变了美国早期所流行的不平等的选区划分，是再一次的现代发展。加拿大的传统是，向着普选和更具代表性的目标不断演进的民主，为实现更好的代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内容忍偏离选票等值。
不能为了照顾县直机关多选代表而使该选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少于其他选区。而在此期间，国人也开始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平等、自由思想，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享誉中外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区。由此，一人一票原则从一开始就与数字密不可分，以数字统计为前提。比如，三百多万人口的北部六郡和只有三十万人口的康瓦尔地区却有相差无几的代表名额。
值得关注的是，人口数的界定争议在我国以一种特殊形式显著地表现出来。例如，甲乙两地的总人口数相当，但由于甲地居住的大部分是未成年人，所以甲地的选民人数就会少于乙地，此时按选民人数还是按总人口数界定人口数，在选区划分时就会造成较大的不同。
但是，这类照顾性规定的实现有其适当的方式和途径，不能恣意地扩大和泛化。尽管规定随着各选区人口发生变化，选区数目及选区范围也要相应调整，但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误差：一个选区的人口数量不能多于或少于选区平均人口数量的25%，如果这种人口差达到33.3%，就要重新划定选区。
即使能够找到有力证据证明歧视目的和意图的存在，也很难证明它们是各种利益和目的中的主要方面，是导致选区如此划分的主要动机。这些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选区之间人口数的巨大差异，提出了相同人口产生相同代表名额的平等要求，凸显了人人平等的精神。
1956年，日本鸠山内阁提出的选区改革方案，被称为鸠曼蝾螈。[27］而在我国，两种统计方法并存的局面，制造了新的隔阂和封闭：一是城镇与农村的隔阂，使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无法正常行使选举权。[43] （三）与照顾性规定的衔接 江苏省设定了偏差值，这在我国31个出台选举法实施细则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是唯一的一家。于是，在人口数的界定上，选民人数与总人口数之间的矛盾在同一场选举的同一行政区内出现，这种状况在国外极为罕见。
另一方面，1986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下发的《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划分选区应当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大体相等为原则。根据1979年选举法第10条的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34]1983年的卡彻诉达格特案将这种绝对化的计算标准推向极致。在城镇，较大单位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或几个选区，没有工作单位的市民可按居住状况单独划分选区，也可与就近单位联合划分选区。
尽管美国最高法院曾在韦斯伯利案判决中指出，不可能绝对精确地平均划分国会选区，[32］但在随后的柯克帕特里克诉克莱斯勒案却似乎倾向于将这一标准收紧为一种绝对的平等。像地理、群体历史、群体精神和少数代表必须予以考虑，以保证我们的立法机构有效地代表社会各界。